无论什么样经济模型，最终都要回归到货币这样一个计量方法上来。
耶伦在2021年3月的讲话中表示，存在通胀危险，但这是美联储可以应对的。美国的经济增长过去两个季度都是负增长。
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问题是用力过猛，需求曲线被推到d2的位置上。通胀率太高不好，太低也不好。通胀突然恶化的原因是疫情导致的供给冲击，还是美国长期以来所执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对这一问题，美国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第四部分探讨2023年的美国经济及美国资产价格走势。关于投资的增长，情况类似。
在3月执行了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即时调整比较困难）之后，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是持续下降的（虽然下降速度逐渐减小），在经过三个季度之后才转负为正。尽管如此，2018年2月，美元指数回落到90以下。为了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表现形式、规模风险和风险治理路径。
考虑到统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统计口径较为困难，本文使用最高值和最低值两种估算方法，测算2009—2020年的全口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研判和参考。通过建设－移交、明股实债、地方政府承诺保底或回购本金等方式形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而项目风险几乎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最低值估算结果显示，2017—2020年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预期违约率均为零。棚改项目贷款主要来自国开行和农发行，因此本文利用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发行）年报统计棚改项目年末贷款余额数据，国开行、农发行年报分别从2014年、2015年开始报告棚改贷款数据。
（三）加强对金融风险的联合管理 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过程中，还需加强金融风险管理。（2）市县级政府举借隐性债务需要付出更多风险溢价。
最高值估算结果显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预期违约率超过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设置的0.4%警戒线，且逐年上升。第三，根据地方政府举债的工具、来源和主体，分类逐项追踪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来源，建立宽口径的地方债务风险信息披露机制，注重PPP项目的合规性管理，加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防控。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实现住有所居。（3）隐性债务的区域分化特征明显。
因此，地方政府只能通过隐性债务融资。2020年两者分别为42.12%和67.15%。（2）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率同样逐年上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表现形式及估算方法总结见表2。
在选择合适的统计口径后，现有研究主要利用直接法估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援助计划，需要地方政府配套大量资金。
图3 2019年城投债的地域利差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相关数据进行绘制。评估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同时需要重点关注隐性债务风险。
具体而言：（1）最低值估算结果显示，2010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速最高，2019年最低。部分学者使用单一口径测度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其中，城投债是融资平台发行的代表性债券，具有政策债的特点（徐军伟等，2020）。第二，构建分层次的债务风险监管机制。比较发现，市县级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相对较高，可能的原因是：（1）市县级政府财政收入有限、法定范围内的政府发债配比受限，同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较高，因此举借隐性债务的动机较为强烈。目前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统计口径的认识仍有不足。
但是，2019年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施的棚改项目规模庞大，仍需时间进行风险缓释。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全口径估计，则存在统计口径不统一等问题，需要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清晰的界定。
其中，根据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不良资产回收率（刘尚希，2005），本文假定最高值的估算方法为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的30%。其中，本文假定最高值的估算方法为地方国有上市企业负债（剔除融资平台）的25%（债务违约率和政府救助比例各为50%，相乘得到），理由与处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数据时一致。
（一）模型设定 根据KMV模型，测算债务违约风险的主要变量及其测算公式如下： （二）数据测算 1.地方政府可偿债收入的测算方式。（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考虑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扣除刚性支出后才能作为地方政府债务的偿债收入（张海星、靳伟凤，2016），根据刚性支出的定义，本文假定刚性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50%，则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可偿债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
一方面，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最低值估算结果显示，2009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率和总债务率均为34.83%，2020年两者分别为64.50%和140.22%，总债务率未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0%的债务率安全值上限。在此基础上，使用最高值和最低值两种估算方法，对2009—2020年的全口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规模测度和结构分析。由于土地抵押担保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完善反过来会提高周边的土地价格，而土地溢价进一步提高了融资平台的融资能力，形成以地生债，以债养地模式（郑思齐等，2014），使得地方政府在加杠杆的同时积累了金融风险。
假定最低值的估算方法为年末贷款余额的14.64%，理由与处理PPP数据时一致。在此基础上，使用最高值和最低值两种估算方法，测算全口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
则最高值的估算方法为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的25%（债务违约率和政府救助比例各为50%，相乘得到）。另一方面，此类项目的举债规模巨大，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财力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借新还旧，使得地方财政风险逐渐积累。
地方国有企业特有的政策工具属性，以及预算软约束产生的过度负债和经营效率低下等问题，使得地方国有企业负债可能成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长期来源之一（郭敏等，2020）。具体而言：（1）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占比最高，为总债务的40%～50%左右。
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加快了投融资体制改革，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以城投债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开始大幅度增加，隐性债务风险逐步累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预期违约率测算结果见表9。对于可完全覆盖自身债务的融资平台，推动转型为商业类国有企业。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土地出让情况，土地出让收入主要用来征地拆迁、进行三农建设、进行城市建设和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
（2）更新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数据。结果显示，无论使用最高值还是最低值的估算方法，不同表现形式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均在持续增长。
地方政府的可偿债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刁伟涛，2017。第一，分类推进融资平台的转型升级。
可以看出，无论在西部、中部、东部还是东北地区，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率和隐性债务率均不断增加，同时不同地区的差异较大。2014年新《预算法》取消了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并且开始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实行限额管理和存量债务置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